郑永年：关于十九大的政治解读

      一、当代西方政党制度和民主政治遭遇的困境：否决型政党和福利拍卖会式民主

       当代西方政党制度：从忠诚的反对党到否决型政党

       近代以来政党在组织政治生活、组建政府、推动国家发展方面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政党在传统意义上其实是“精英俱乐部”。多党制下其实是同一批精英，大家轮流执政。然而时至今日，政党制度在大众民主影响下，已演变成福山所说的“否决型政党”，而非“忠诚的反对党”。现在的反对党都是为了反对而反对。为什么会如此？根源在于社会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以前的政党精英之间有共识，因为中产阶级规模大，不论这个政党是偏左还是偏右，都需要顾及中产阶级利益。而现在中产阶级少了，精英们的共识基础大为削弱，在此情况下政党就变成分化社会的工具。像美国在金融危机之前中产阶级占百分之七十五左右，而到现在却只有百分之五十不到。川普上台表明美国的民主出了问题。川普尽管是共和党的候选人，但其实和共和党没什么关系。他本人是个“革命家”，是反体制的，只是方法非常不对头。不过他上台以后没有像班农那样搞民粹主义，还是想和建制派合作，想解决问题，这一点是应当肯定的。但川普能不能解决问题，还不知道。

       公投：假定每个人都懂政治是好听的假话
       欧洲也是一样。欧洲有那么多聪明人，知道问题从哪儿来，应该怎么去解决，但就是产生不了有效政府，而没有有效政府，任何好的政策思想都没有用。现在的政治人物越来越不负责任，动不动就实行公投。西方为什么要有代议制，所谓代议制就不是直接民主，是让百姓选出代表人来代表自己的利益。而公投呢，是假定每个人都能思考政治、懂政治。我们当然希望每个人都能思考政治、懂政治。但事实并非如此，几千年来懂政治的只是一小部分人，政治很复杂。一个候选人提出的政策，即便我们这些整天研究政策的人都不太清楚它可能有什么后果，更何况一般老百姓。假定每一个人都懂政治的话是好听的假话。现在政治人物毫不负责任，动不动搞公投，但每次公投以后又后悔了。现在看来欧洲在二三十年内都不太可能解决这个问题。

       西方民主：福利拍卖会不可持续       
       西方两百多年的民主进程，大部分时间实施的是精英民主。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人一票，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才开始的。二战以前，西方国家只有少量的白人男子，向国家交很多税的人才有投票权，而女性没有投票权，更不用说少数族群。瑞典是第一波民主的典范，但它到1971年才给妇女选举权。这是一个基本事实。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人一票制其实没有多少年的历史，但现在已经难以为继了。现代民主和经济利益相对应，一人一票相当于一人拿一份、分一份。而任何组织体要生存下去，还需要一人贡献一份。很显然，民主能保证一人分一份，却不能保证一人贡献一份。所以西方的民主就如李光耀先生说的，变成了福利拍卖会，谁的叫价最高谁就当选。可这样的话谁来承受，谁来贡献呢？在全球化之前，每个国家还有经济主权，资本的流动性不太大，政府还能掌控。全球化之后，金融资本成为主体，可以在全球流动。当政府有经济主权的时候，它能让富人多出一点钱。而现在如果让富人多交税，他们就会离开，想方设法地避税、逃税。因此现在的情况是政府的经济主权越来越小，越来越掌控不了；但政治主权越来越强大，民众一人一票。政府一方面想要向百姓负责，许诺高福利，但另一方面钱要从经济中来，而经济是流动的。所以我不认为西方现在的政治结构能解决问题。近代以来西方民主政治也许非常好，但在人类历史中有可能是昙花一现，有可能会消失。因为到现在还没有好的解决方式。
更麻烦的是以后技术的进步。技术的进步对谁有利？技术本质上从属于资本。以前的资本产生产业，现在却不产生产业。这主要是因为政治上出现了问题，不能组织有效的政府，权力在资本、各种利益集团之间被瓜分。对于社会、经济问题，市场本身是解决不了的，必须要有强有力的政府解决，而西方现在缺乏产生强政府的机制。在现在的政治结构中，谁当选都是一样。某种意义上，西方现在面临的既是经济危机，又是政治危机，没有能解决问题的主体。

        俄罗斯：本质是寡头政治
        西方之外情况也好不了多少，甚至更糟糕。当然拉美、非洲情况都不一样，更复杂。这里举两个贴近一点的例子。一个是从社会主义转型过来的俄罗斯，一个是中国的台湾。俄罗斯在前苏联时尽管是计划经济，但经济水平已经相当高了。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想搞西方式民主，实行激进的私有化，结果演变成了寡头政治。叶利钦时代的寡头政治，不仅瓜分了经济，还干预了国家政治。这就是普京上台的背景。现在的俄罗斯，所谓的西方民主没有建立起来，原来那套制度也没有了，基本上是人治，在强大的普京背后是非常弱的制度体系。经济上实际是以新的寡头替代了旧的寡头，本质还是寡头政治。所以俄罗斯的民生经济到现在都不好，中小企业搞不起来，经济结构非常单一，高度依赖能源。普京成功的地方在外交，也正因为外交太成功了，导致了国内的民族主义。当然这和西方也有关系。在叶利钦时代，俄罗斯特别想变成西方民主国家，后来才发现西方只关心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根本不关心俄罗斯是否民主。所以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对西方很气愤，普京非常巧妙地利用了这种民愤。总体来说现在的俄罗斯是一个没有方向感的国家。它的政党也是寡头的政党，并非以前共产党意义上的政党。

         台湾：过度西方民主化的路走不通
         台湾是“亚洲四小龙”之一。在蒋经国时代，它的制度建设非常好。但到了今天却过度地西方民主化。但台湾搞不了美国的民主。以西方的传统，政治就是妥协。而无论是民进党还是国民党，都是以一党制的思维搞多党制。九十年代初，台湾与新加坡人均GDP差不多，到现在新加坡是五万六，台湾还是比较高，有两万三，但这是蒋经国时代的功劳。因为追求西方式的民主，蒋经国时代的制度现在被破坏得一塌糊涂。也有建设的，就是九七年开始实行的国民健保制度，过了几年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健保制度之一，但也只过了几年就难以为继了。这个健保制度就是福利拍卖会拍出来的。每个当总统的都想拍卖更多福利给老百姓，没有多少年就拍卖完了。还有一个兵役制度，以前台湾和新加坡一样，每个成年男性要当两年的兵。后来每个总统都把时间缩减，减到现在只剩四个月了，已经被破坏得支撑不下去了。当然这也怪李登辉，如果他当年做得好，国民党完全可能一党独大，像新加坡这样。所以说这就是政党制度没有转型好的结果。

         二、中共政治体制框架渐明晰：以党领政与党内三权分工合作

         始于江泽民时代的执政党转型
         关于中共十八大的变化，虽然学术界和政界的讨论主要围绕反腐败，经济新常态等方面，但我认为习近平、王歧山主要的着力点还是党建，是重新界定和保持党的先进性。从江泽民在位的后期，中共就提出了如何从革命党转型为执政党的议题。这个转型是非常需要的。共产党以前是革命党，但执政以后不能再以革命的方式执政。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对此作了些尝试，即扩大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将一些新兴社会阶层尤其是民营企业家吸收入党，但没有解决什么是执政党，党的先进性由何来等问题，最终产生了一系列问题。习近平上任后对党内商业化、娱乐化等现象包括共青团组织有许多批评。商业性是任何一个执政党要避免的。一个执政党如果商业化，就不再是精英党，肯定要衰落，所以必须要整治。在我看来，中共十八大以来所进行的是不小的自我革命。

         确立以党领政的原则
         十九大强调党要领导一切，并且对党的领导集团有一个新提法叫“政治家集团”。我觉得这个提法从学理上应当肯定。我将现在中国要形成的制度称之为“以党领政”。十八大以来的重大变化，就是确立党在各方面的领导地位。当然对此的评价不一。而从正面看，党一直都在那里，比如在国企中党组织一直存在，从未离开，今后也不会走。既然如此，不如把党作为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将其地位合法化、法理化，在国企、社团等给党一个明确的法律地位，规定党可以作什么，这样反而有利于理顺关系。

         党内三权分工合作体制
         十八大以来最重要的变化，我称之为确立了内部三权分工合作的制度。西方的三权大家都知道，立法、行政、司法分权制衡。其实中国几千年来也有三权：决策、执行、监察。西方的三权是分块的，彼此比较独立的。而中国的三权是从程序上分开，这其中有分权制衡的成分，但更多的是分工和合作。这个三权体制从汉代开始一直延续到清，曾经是很有效的。孙中山先生当年想在西方三权的基础上加上中国古代的考试、监察两权，以形成五权体制，但最后他失败了，没有机会实施。实际上西方的三权和中国的三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体制。一个是分区分块的，一个是从程序上分开的。从台湾的经验看，这个五权宪法绝对不会成功，有了西方的三权就不可能有中国的两权，有了中国的三权，西方的三权就变成边缘化。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表明还是要建立一个中国的三权体制。现在国家监察法草案已经出来了，在征求意见。我看了一些议论，感觉他们还没有理解中国的三权体制，仍然是以西方的三权来评判中国的三权。但其实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体制。基本上我觉得，这个三权体制是可以确立的。当然其中还有很多的细节，包括国家监察体制的设计方面。
          三权的行使主体是谁？决策权为共产党、全国人大、政协，执行权为国务院、公检法，监察权为国家监察委。从国家监察法草案看，这个监察委跟以前的监察部不一样，它是独立的，和国务院平行，由全国人大产生。十八大以来这五年，大家知道好多官僚机构不作为，这是容易理解的。因为决策权在集中，监察权强化，行政权夹在中间，很难做。加上监察权的确立过程也是反腐败的过程。以后怎么调整，三权在运行过程中还会出现很多问题，但大的方向不会变。今年两会期间王歧山提了一个广义政府的概念，虽然没讲多少学理，但这个概念在中国这个政治背景下有非常深刻的含义。王歧山说的广义政府是将中国共产党，全国人大，执行机构等都包含在内，目的是解决党政关系问题。毛泽东时代以党代政，甚至一度把政府废除，变成革委会，当然不行。八十年代实行党政分开，实践中也有问题，甚至把党和政对立起来。后来提党政分工，党和政确实是分工，但对两者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没有明确说法。现在确立了以党领政，即党和政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分开，而是在党的全面领导下的三权分工合作。

          近年的反腐败实质是反寡头政治
          对近年来的反腐败，有人质疑是不是政治性的、选择性的。我个人的看法是所有的反腐败，在任何国家，都是政治性的、选择性的。在现实的社会，你不可能把所有的老虎、苍蝇都抓起来。反腐败没有一个完全公平的说法。只要抓起来的老虎、苍蝇确实是腐败的，并且执政者也不包庇自己的人，发现一个抓一个，就可以了。我觉得这五年的反腐败，最主要的还是反了寡头政治。王歧山十九大期间在湖南代表团发言时说，习近平校正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前进的航向。我觉得王歧山的这个评价是非常公正和实事求是的。

          集权的意义在于纠正集体领导下的责任缺失
          任何一个政治制度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确定谁来负责。比如总统制是总统负责，内阁制是总理、首相负责。十八大之前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局常委制度是常委一人一票，而且基本上一人分管一块，彼此缺乏协调，导致事实上的没人负责。十八大后，习近平为改变现状，在党内权力集中方面作了很多努力。有人对集权很排斥。但我是学政治学的，知道权力流失容易，集中不易。习近平的做法是成立了全面深化改革、国家安全委员会、军事改革、网络安全和信息化等四个领导小组，除了军队方面的领导小组，其他三个领导小组都是习近平任组长、李克强任副组长，其他几个常委则分到各小组，这就预防了以前的一人管一块的情况，加强了政策的协调性。其次，十九大之后通过政治局决议，规定其他常委要向总书记汇报，以此建立实质上的党主席制。中共曾在1945-1982年实行党主席制，自邓小平时代改成党的总书记。但我个人认为总书记制有深刻的缺陷，因为总书记只是班长，在政治局常委中也只有一票，在这样的制度下集体领导相当于没人领导、没人负责。所以实行党主席制是有道理的，我希望以后能正式地确立这项制度。

          指定接班人的做法不可取
          中共在接班人确定方面也是一个探索的过程，并没有确定的接班人制度。因为以前有隔代指定的做法，就将其作为一项既定的制度，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事实上指定了接班人很不好。一旦被指定为接班人，他可能就不干活了，就等着接位。孙政才就是例子。我去重庆就有这个感受。现在看来习近平想改变提前指定接班人的做法。我觉得今后可能会像新加坡一样，先选拔出一批贤能的人，到最后才通过中委选举等方式，从中选定接班人。这样比过早指定要好。

          开放的一党制在中国更可行         
          大体上说，只要共产党还在，在中国搞多党制是不可能的。而且即便实行多党制，也走不通，结果好不到哪里去。因此我一直主张中国不要搞多党制，要实行开放的一党制。李光耀说过，新加坡无论执政的是人民行动党也好，其他党也好，只要这个党是一个精英统治集团，能让所有的人才加入，就行了。现在中国共产党将领导层界定为政治家集团，只要是向所有人才开放，本质是类似的。目前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领导主体，还是稳定的。总体来说我是乐观的。中国的政治制度走到现在，当然还有很多改进空间，但大体的框架已经很明确了，就是以党领政下的内部三权分工合作，加上开放的一党制。我想只要大的原则、方向不变，中国的经济、社会和其他方面不会出大乱子。相比之下西方世界面临很多的不确定性。我对目前这个一人一票的大众民主是比较悲观的。

             三、新时期社会主义应更注重社会政策

             中国有潜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对于中国经济，我自己的看法是今后要高速增长不太可能，但中速增长是有可能的。以重庆为例，重庆这几年政治上很动荡，但经济没受什么影响。我专门去重庆好几个地方看了下，发现反腐败以来，跟政府关联的那些经济比如房地产、国企都不好，但其他方面包括创新创业的经济上来了。总体而言我觉得中国在“十三五”末要达到全面小康社会，从现在的人均GDP九千美元提高到一万二千美元，不是很困难。
             然后在下个阶段，十九大报告将其分为两个十五年，最终实现邓小平说的第二个百年目标，即到本世纪中期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强国。我觉得定这样的目标非常重要。因为一个政党如果没有目标，没有使命，就很容易堕落。西方实行选举制度，执政党的合法性靠计算选票。而在共产党的实践当中，则是通过达到目标、完成使命，来获得执政党的合法性。但是接下来中国的发展也不容易。即使人均GDP到了一万二千美元，要达到台湾今天的水平，也要很长的时间。据世界银行统计，二战以来的一百多个国家中，只有二十来个经济体跨过了中等收入陷阱，在东亚只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此外还有中东的资源型国家。日本、“亚洲四小龙”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他们的国内国际条件。国际上他们是西方经济体的一部分，他们成长的过程中也是西方经济成长最好的时期，西方对他们基本上没设置很大的阻碍。而且他们的经济体量小。日本以前是第二大经济体，今天中国比日本的两倍还多，而经济体量越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越难。还有一个就是现在西方经济本身就不好，也是下行时期。此外西方对中国能有多少开放也是问题。中国现在走出去很难，因为国家安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等因素，今后的国际环境也不会太好。因为中国越大，西方包括东南亚等国家越害怕。所以中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容易，但我觉得中国有这个潜力。中国是一个大陆型经济体，国内空间很大，发展的动力还很足。只要不犯大错误，政治上稳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有可能的。

              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护社会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强调发展是对的，但也要区分经济和社会领域，不应将教育、医疗、房地产这些社会领域都过度产业化。现在搞的精准扶贫，总体是需要的，尽管有造假和浪费。但是仅仅这样还远远不够，还需要一些普适性的社会政策。现在世界各国，最大的问题不是说不发展，而是快速发展下来收入的高度不平衡。这样的情况下，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甚至造反不可避免。中国现在提结构转型，要建立消费社会，而消费社会实质就是中产阶级社会。在中产阶级培育方面，中国与日本、“亚洲四小龙”相比太落后了。日本、“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二十多年不到三十年，中产阶级就达到百分之七十，而中国到明年就是改革开放四十年，但中产阶级只有百分之二十五，百分之三十都不到。我认为社会的稳定不能靠政治上维稳，要靠培养中产阶级，要有社会政策才行。当然现在人均GDP只有九千美元，谈福利社会还为时过早。我觉得可以学新加坡，不养懒人，避免福利社会的弊端，同时也要把社会保护起来。总之我希望中国在政治上有这样一个以党领政，内部三权分工合作的制度，社会、经济上能走新型的社会主义道路，将这两方面配合起来。

                 现场提问与回答的互动分享

                 问：以党领政的发展方向会是什么样的，是走向党的一元化领导，还是新加坡的法治模式？
                 郑：以党领政的发展方向怎么样，会不会走向党的一元化领导，这个需要观察，毕竟习近平的时代也是刚刚开始。中共现在要设立依法治国领导小组，接下来应该有很多细的制度要出台。如何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制约，现在来看还是在探讨，并没有一个理想的模式，其中关乎很多的制度细节。从这几年的实践看，强化监察权、实行终身责任制都有效果。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对依法治国有详细规划，我想这会是今后落实的重点，就此而言新加坡的法治经验对中国将更具借鉴意义。

                 问：您在文章中曾说过，要让西方了解中国，中国需要建立自己的话语权，能否具体谈一谈如何建立自己的话语权？
                郑：中国要建立自己的话语权，首先要有自己的社会科学，不能什么都从西方进口。照抄照搬西方理论，思想处于殖民地状态，是不行的。同时这个世界很现实，你成功了人家就会尊重你。新加坡为什么有一点话语权就是因为李光耀成功了。从某些方面来说我想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是非常成功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解释这四十年的经验。十九大报告也提到，为既希望加快发展又想保持独立的国家提供中国方案。我觉得中国方案、中国的话语权对非西方国家是有吸引力的，只是我们还不知道怎么来告诉人家。我想这就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下属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在做的。一国建立话语权是很不容易的事，要靠一点一点的学术研究积累，需要好几代人的努力。

               问：您认为中国借鉴新加坡模式的可能性有多大？
               郑：我不认为中国学新加坡有任何的困难。首先这个学习当然不是描红，而是要学它的精神。我以前说中国改革可以像新加坡一样分三步走，先经济后社会再民主，先发展后分配再投票，中国实际上也是在这么做。如果既要保护社会，又要避免西方的福利制度，新加坡的模式就可以学。再者新加坡模式并不是关起门来造就的，而是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好的理念、实践跟西方好的理念。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从早期到现在，本身也在变化，一直在学习其他国家好的做法。因此学新加坡既是学中国的传统，也是学西方好的经验，可以说是同时在学很多国家。

               问：如何看待台湾的发展前景和今后的两岸关系走向？
               台湾的成功是社会成功，这点是优势。台湾好的地方是，在蒋经国时代已经成为高收入社会，然后再开放民主。如果是在低收入社会开放民主，台湾不会像今天那么稳定。对台湾近年的民主化，尽管政客叫得很凶，但我认为，目前政治的发展在台湾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是负面的。如果台湾的政治不改变，对台湾的发展是很大的冲击。我当然是相信自由民主的，但我也相信人穷志短。台湾要生存下去必须要富有，如果穷了的话，社会就有可能解体。
               关于中国大陆和台湾，我的感觉就是意识形态问题，就是蔡英文说不出来一个中国和九二共识。现实地讲，台湾要独立没有空间。因为台湾从经济社会各方面对大陆是脱离不开的，不要说台湾，整个东南亚都是。台湾只能在往统一的方向中去找一个最好的环境。大陆的经济如果继续增长下去，待人均GDP达到今天台湾的水平，那个经济体量就大得不得了。所以我一直提倡中国大陆向台湾单边开放，因为大陆的经济体量很大，很容易吸引台湾的人过来。我曾跟人说过新加坡和台湾在对待中国的态度上的不同。新加坡是把中国的国际空间当作自己的空间，跟着中国走。而台湾却要寻找没有中国的国际空间，可现在世界上怎么还找得到没有中国的国际空间呢？地球上甚至月球上都没有了。所以说台湾还是被意识形态害了，其实如果让步也无损于它现在实际上的独立地位。因为中国不是西方国家，西方是要划一的，中国主张和谐，和而不同，一国之内多种体制是可以并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