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9日下午，著名政治学者、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应邀来到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MPAM讲堂，为同学们做了一场题为十九大的政治解读的专题讲座，以下是郑教授讲座主要观点分享。
一、当代西方政党制度和民主政治遭遇的困境：否决型政党和福利拍卖会式民主
当代西方政党制度：从忠诚的反对党到否决型政党
近代以来政党在组织政治生活、组建政府、推动国家发展方面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政党在传统意义上其实是“精英俱乐部”。多党制下其实是同一批精英，大家轮流执政。然而时至今日，政党制度在大众民主影响下，已演变成福山所说的“否决型政党”，而非“忠诚的反对党”。现在的反对党都是为了反对而反对。为什么会如此？根源在于社会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以前的政党精英之间有共识，因为中产阶级规模大，不论这个政党是偏左还是偏右，都需要顾及中产阶级利益。而现在中产阶级少了，精英们的共识基础大为削弱，在此情况下政党就变成分化社会的工具。像美国在金融危机之前中产阶级占百分之七十五左右，而到现在却只有百分之五十不到。川普上台表明美国的民主出了问题。川普尽管是共和党的候选人，但其实和共和党没什么关系。他本人是个“革命家”，是反体制的，只是方法非常不对头。不过他上台以后没有像班农那样搞民粹主义，还是想和建制派合作，想解决问题，这一点是应当肯定的。但川普能不能解决问题，还不知道。
公投：假定每个人都懂政治是好听的假话
欧洲也是一样。欧洲有那么多聪明人，知道问题从哪儿来，应该怎么去解决，但就是产生不了有效政府，而没有有效政府，任何好的政策思想都没有用。现在的政治人物越来越不负责任，动不动就实行公投。西方为什么要有代议制，所谓代议制就不是直接民主，是让百姓选出代表人来代表自己的利益。而公投呢，是假定每个人都能思考政治、懂政治。我们当然希望每个人都能思考政治、懂政治。但事实并非如此，几千年来懂政治的只是一小部分人，政治很复杂。一个候选人提出的政策，即便我们这些整天研究政策的人都不太清楚它可能有什么后果，更何况一般老百姓。假定每一个人都懂政治的话是好听的假话。现在政治人物毫不负责任，动不动搞公投，但每次公投以后又后悔了。现在看来欧洲在二三十年内都不太可能解决这个问题。
西方民主：福利拍卖会不可持续
西方两百多年的民主进程，大部分时间实施的是精英民主。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人一票，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才开始的。二战以前，西方国家只有少量的白人男子，向国家交很多税的人才有投票权，而女性没有投票权，更不用说少数族群。瑞典是第一波民主的典范，但它到1971年才给妇女选举权。这是一个基本事实。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人一票制其实没有多少年的历史，但现在已经难以为继了。现代民主和经济利益相对应，一人一票相当于一人拿一份、分一份。而任何组织体要生存下去，还需要一人贡献一份。很显然，民主能保证一人分一份，却不能保证一人贡献一份。所以西方的民主就如李光耀先生说的，变成了福利拍卖会，谁的叫价最高谁就当选。可这样的话谁来承受，谁来贡献呢？在全球化之前，每个国家还有经济主权，资本的流动性不太大，政府还能掌控。全球化之后，金融资本成为主体，可以在全球流动。当政府有经济主权的时候，它能让富人多出一点钱。而现在如果让富人多交税，他们就会离开，想方设法地避税、逃税。因此现在的情况是政府的经济主权越来越小，越来越掌控不了；但政治主权越来越强大，民众一人一票。政府一方面想要向百姓负责，许诺高福利，但另一方面钱要从经济中来，而经济是流动的。所以我不认为西方现在的政治结构能解决问题。近代以来西方民主政治也许非常好，但在人类历史中有可能是昙花一现，有可能会消失。因为到现在还没有好的解决方式。
更麻烦的是以后技术的进步。技术的进步对谁有利？技术本质上从属于资本。以前的资本产生产业，现在却不产生产业。这主要是因为政治上出现了问题，不能组织有效的政府，权力在资本、各种利益集团之间被瓜分。对于社会、经济问题，市场本身是解决不了的，必须要有强有力的政府解决，而西方现在缺乏产生强政府的机制。在现在的政治结构中，谁当选都是一样。某种意义上，西方现在面临的既是经济危机，又是政治危机，没有能解决问题的主体。
俄罗斯：本质是寡头政治
西方之外情况也好不了多少，甚至更糟糕。当然拉美、非洲情况都不一样，更复杂。这里举两个贴近一点的例子。一个是从社会主义转型过来的俄罗斯，一个是中国的台湾。俄罗斯在前苏联时尽管是计划经济，但经济水平已经相当高了。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想搞西方式民主，实行激进的私有化，结果演变成了寡头政治。叶利钦时代的寡头政治，不仅瓜分了经济，还干预了国家政治。这就是普京上台的背景。现在的俄罗斯，所谓的西方民主没有建立起来，原来那套制度也没有了，基本上是人治，在强大的普京背后是非常弱的制度体系。经济上实际是以新的寡头替代了旧的寡头，本质还是寡头政治。所以俄罗斯的民生经济到现在都不好，中小企业搞不起来，经济结构非常单一，高度依赖能源。普京成功的地方在外交，也正因为外交太成功了，导致了国内的民族主义。当然这和西方也有关系。在叶利钦时代，俄罗斯特别想变成西方民主国家，后来才发现西方只关心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根本不关心俄罗斯是否民主。所以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对西方很气愤，普京非常巧妙地利用了这种民愤。总体来说现在的俄罗斯是一个没有方向感的国家。它的政党也是寡头的政党，并非以前共产党意义上的政党。
台湾：过度西方民主化的路走不通
台湾是“亚洲四小龙”之一。在蒋经国时代，它的制度建设非常好。但到了今天却过度地西方民主化。但台湾搞不了美国的民主。以西方的传统，政治就是妥协。而无论是民进党还是国民党，都是以一党制的思维搞多党制。九十年代初，台湾与新加坡人均GDP差不多，到现在新加坡是五万六，台湾还是比较高，有两万三，但这是蒋经国时代的功劳。因为追求西方式的民主，蒋经国时代的制度现在被破坏得一塌糊涂。也有建设的，就是九七年开始实行的国民健保制度，过了几年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健保制度之一，但也只过了几年就难以为继了。这个健保制度就是福利拍卖会拍出来的。每个当总统的都想拍卖更多福利给老百姓，没有多少年就拍卖完了。还有一个兵役制度，以前台湾和新加坡一样，每个成年男性要当两年的兵。后来每个总统都把时间缩减，减到现在只剩四个月了，已经被破坏得支撑不下去了。当然这也怪李登辉，如果他当年做得好，国民党完全可能一党独大，像新加坡这样。所以说这就是政党制度没有转型好的结果。
二、中共政治体制框架渐明晰：以党领政与党内三权分工合作
始于江泽民时代的执政党转型
关于中共十八大的变化，虽然学术界和政界的讨论主要围绕反腐败，经济新常态等方面，但我认为习近平、王歧山主要的着力点还是党建，是重新界定和保持党的先进性。从江泽民在位的后期，中共就提出了如何从革命党转型为执政党的议题。这个转型是非常需要的。共产党以前是革命党，但执政以后不能再以革命的方式执政。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对此作了些尝试，即扩大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将一些新兴社会阶层尤其是民营企业家吸收入党，但没有解决什么是执政党，党的先进性由何来等问题，最终产生了一系列问题。习近平上任后对党内商业化、娱乐化等现象包括共青团组织有许多批评。商业性是任何一个执政党要避免的。一个执政党如果商业化，就不再是精英党，肯定要衰落，所以必须要整治。在我看来，中共十八大以来所进行的是不小的自我革命。
确立以党领政的原则
十九大强调党要领导一切，并且对党的领导集团有一个新提法叫“政治家集团”。我觉得这个提法从学理上应当肯定。我将现在中国要形成的制度称之为“以党领政”。十八大以来的重大变化，就是确立党在各方面的领导地位。当然对此的评价不一。而从正面看，党一直都在那里，比如在国企中党组织一直存在，从未离开，今后也不会走。既然如此，不如把党作为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将其地位合法化、法理化，在国企、社团等给党一个明确的法律地位，规定党可以作什么，这样反而有利于理顺关系。
党内三权分工合作体制
十八大以来最重要的变化，我称之为确立了内部三权分工合作的制度。西方的三权大家都知道，立法、行政、司法分权制衡。其实中国几千年来也有三权：决策、执行、监察。西方的三权是分块的，彼此比较独立的。而中国的三权是从程序上分开，这其中有分权制衡的成分，但更多的是分工和合作。这个三权体制从汉代开始一直延续到清，曾经是很有效的。孙中山先生当年想在西方三权的基础上加上中国古代的考试、监察两权，以形成五权体制，但最后他失败了，没有机会实施。实际上西方的三权和中国的三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体制。一个是分区分块的，一个是从程序上分开的。从台湾的经验看，这个五权宪法绝对不会成功，有了西方的三权就不可能有中国的两权，有了中国的三权，西方的三权就变成边缘化。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表明还是要建立一个中国的三权体制。现在国家监察法草案已经出来了，在征求意见。我看了一些议论，感觉他们还没有理解中国的三权体制，仍然是以西方的三权来评判中国的三权。但其实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体制。基本上我觉得，这个三权体制是可以确立的。当然其中还有很多的细节，包括国家监察体制的设计方面。
三权的行使主体是谁？决策权为共产党、全国人大、政协，执行权为国务院、公检法，监察权为国家监察委。从国家监察法草案看，这个监察委跟以前的监察部不一样，它是独立的，和国务院平行，由全国人大产生。十八大以来这五年，大家知道好多官僚机构不作为，这是容易理解的。因为决策权在集中，监察权强化，行政权夹在中间，很难做。加上监察权的确立过程也是反腐败的过程。以后怎么调整，三权在运行过程中还会出现很多问题，但大的方向不会变。今年两会期间王歧山提了一个广义政府的概念，虽然没讲多少学理，但这个概念在中国这个政治背景下有非常深刻的含义。王歧山说的广义政府是将中国共产党，全国人大，执行机构等都包含在内，目的是解决党政关系问题。毛泽东时代以党代政，甚至一度把政府废除，变成革委会，当然不行。八十年代实行党政分开，实践中也有问题，甚至把党和政对立起来。后来提党政分工，党和政确实是分工，但对两者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没有明确说法。现在确立了以党领政，即党和政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分开，而是在党的全面领导下的三权分工合作。
近年的反腐败实质是反寡头政治
对近年来的反腐败，有人质疑是不是政治性的、选择性的。我个人的看法是所有的反腐败，在任何国家，都是政治性的、选择性的。在现实的社会，你不可能把所有的老虎、苍蝇都抓起来。反腐败没有一个完全公平的说法。只要抓起来的老虎、苍蝇确实是腐败的，并且执政者也不包庇自己的人，发现一个抓一个，就可以了。我觉得这五年的反腐败，最主要的还是反了寡头政治。王歧山十九大期间在湖南代表团发言时说，习近平校正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前进的航向。我觉得王歧山的这个评价是非常公正和实事求是的。
集权的意义在于纠正集体领导下的责任缺失
任何一个政治制度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确定谁来负责。比如总统制是总统负责，内阁制是总理、首相负责。十八大之前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局常委制度是常委一人一票，而且基本上一人分管一块，彼此缺乏协调，导致事实上的没人负责。十八大后，习近平为改变现状，在党内权力集中方面作了很多努力。有人对集权很排斥。但我是学政治学的，知道权力流失容易，集中不易。习近平的做法是成立了全面深化改革、国家安全委员会、军事改革、网络安全和信息化等四个领导小组，除了军队方面的领导小组，其他三个领导小组都是习近平任组长、李克强任副组长，其他几个常委则分到各小组，这就预防了以前的一人管一块的情况，加强了政策的协调性。其次，十九大之后通过政治局决议，规定其他常委要向总书记汇报，以此建立实质上的党主席制。中共曾在1945-1982年实行党主席制，自邓小平时代改成党的总书记。但我个人认为总书记制有深刻的缺陷，因为总书记只是班长，在政治局常委中也只有一票，在这样的制度下集体领导相当于没人领导、没人负责。所以实行党主席制是有道理的，我希望以后能正式地确立这项制度。
指定接班人的做法不可取
中共在接班人确定方面也是一个探索的过程，并没有确定的接班人制度。因为以前有隔代指定的做法，就将其作为一项既定的制度，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事实上指定了接班人很不好。一旦被指定为接班人，他可能就不干活了，就等着接位。孙政才就是例子。我去重庆就有这个感受。现在看来习近平想改变提前指定接班人的做法。我觉得今后可能会像新加坡一样，先选拔出一批贤能的人，到最后才通过中委选举等方式，从中选定接班人。这样比过早指定要好。
开放的一党制在中国更可行
大体上说，只要共产党还在，在中国搞多党制是不可能的。而且即便实行多党制，也走不通，结果好不到哪里去。因此我一直主张中国不要搞多党制，要实行开放的一党制。李光耀说过，新加坡无论执政的是人民行动党也好，其他党也好，只要这个党是一个精英统治集团，能让所有的人才加入，就行了。现在中国共产党将领导层界定为政治家集团，只要是向所有人才开放，本质是类似的。目前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领导主体，还是稳定的。总体来说我是乐观的。中国的政治制度走到现在，当然还有很多改进空间，但大体的框架已经很明确了，就是以党领政下的内部三权分工合作，加上开放的一党制。我想只要大的原则、方向不变，中国的经济、社会和其他方面不会出大乱子。相比之下西方世界面临很多的不确定性。我对目前这个一人一票的大众民主是比较悲观的。
三、新时期社会主义应更注重社会政策
中国有潜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对于中国经济，我自己的看法是今后要高速增长不太可能，但中速增长是有可能的。以重庆为例，重庆这几年政治上很动荡，但经济没受什么影响。我专门去重庆好几个地方看了下，发现反腐败以来，跟政府关联的那些经济比如房地产、国企都不好，但其他方面包括创新创业的经济上来了。总体而言我觉得中国在“十三五”末要达到全面小康社会，从现在的人均GDP九千美元提高到一万二千美元，不是很困难。
然后在下个阶段，十九大报告将其分为两个十五年，最终实现邓小平说的第二个百年目标，即到本世纪中期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强国。我觉得定这样的目标非常重要。因为一个政党如果没有目标，没有使命，就很容易堕落。西方实行选举制度，执政党的合法性靠计算选票。而在共产党的实践当中，则是通过达到目标、完成使命，来获得执政党的合法性。但是接下来中国的发展也不容易。即使人均GDP到了一万二千美元，要达到台湾今天的水平，也要很长的时间。据世界银行统计，二战以来的一百多个国家中，只有二十来个经济体跨过了中等收入陷阱，在东亚只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此外还有中东的资源型国家。日本、“亚洲四小龙”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他们的国内国际条件。国际上他们是西方经济体的一部分，他们成长的过程中也是西方经济成长最好的时期，西方对他们基本上没设置很大的阻碍。而且他们的经济体量小。日本以前是第二大经济体，今天中国比日本的两倍还多，而经济体量越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越难。还有一个就是现在西方经济本身就不好，也是下行时期。此外西方对中国能有多少开放也是问题。中国现在走出去很难，因为国家安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等因素，今后的国际环境也不会太好。因为中国越大，西方包括东南亚等国家越害怕。所以中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容易，但我觉得中国有这个潜力。中国是一个大陆型经济体，国内空间很大，发展的动力还很足。只要不犯大错误，政治上稳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有可能的。
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护社会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强调发展是对的，但也要区分经济和社会领域，不应将教育、医疗、房地产这些社会领域都过度产业化。现在搞的精准扶贫，总体是需要的，尽管有造假和浪费。但是仅仅这样还远远不够，还需要一些普适性的社会政策。现在世界各国，最大的问题不是说不发展，而是快速发展下来收入的高度不平衡。这样的情况下，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甚至造反不可避免。中国现在提结构转型，要建立消费社会，而消费社会实质就是中产阶级社会。在中产阶级培育方面，中国与日本、“亚洲四小龙”相比太落后了。日本、“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二十多年不到三十年，中产阶级就达到百分之七十，而中国到明年就是改革开放四十年，但中产阶级只有百分之二十五，百分之三十都不到。我认为社会的稳定不能靠政治上维稳，要靠培养中产阶级，要有社会政策才行。当然现在人均GDP只有九千美元，谈福利社会还为时过早。我觉得可以学新加坡，不养懒人，避免福利社会的弊端，同时也要把社会保护起来。总之我希望中国在政治上有这样一个以党领政，内部三权分工合作的制度，社会、经济上能走新型的社会主义道路，将这两方面配合起来。
现场提问与回答的互动分享
问：以党领政的发展方向会是什么样的，是走向党的一元化领导，还是新加坡的法治模式？
郑：以党领政的发展方向怎么样，会不会走向党的一元化领导，这个需要观察，毕竟习近平的时代也是刚刚开始。中共现在要设立依法治国领导小组，接下来应该有很多细的制度要出台。如何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制约，现在来看还是在探讨，并没有一个理想的模式，其中关乎很多的制度细节。从这几年的实践看，强化监察权、实行终身责任制都有效果。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对依法治国有详细规划，我想这会是今后落实的重点，就此而言新加坡的法治经验对中国将更具借鉴意义。
问：您在文章中曾说过，要让西方了解中国，中国需要建立自己的话语权，能否具体谈一谈如何建立自己的话语权？
郑：中国要建立自己的话语权，首先要有自己的社会科学，不能什么都从西方进口。照抄照搬西方理论，思想处于殖民地状态，是不行的。同时这个世界很现实，你成功了人家就会尊重你。新加坡为什么有一点话语权就是因为李光耀成功了。从某些方面来说我想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是非常成功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解释这四十年的经验。十九大报告也提到，为既希望加快发展又想保持独立的国家提供中国方案。我觉得中国方案、中国的话语权对非西方国家是有吸引力的，只是我们还不知道怎么来告诉人家。我想这就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下属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在做的。一国建立话语权是很不容易的事，要靠一点一点的学术研究积累，需要好几代人的努力。
问：您认为中国借鉴新加坡模式的可能性有多大？
郑：我不认为中国学新加坡有任何的困难。首先这个学习当然不是描红，而是要学它的精神。我以前说中国改革可以像新加坡一样分三步走，先经济后社会再民主，先发展后分配再投票，中国实际上也是在这么做。如果既要保护社会，又要避免西方的福利制度，新加坡的模式就可以学。再者新加坡模式并不是关起门来造就的，而是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好的理念、实践跟西方好的理念。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从早期到现在，本身也在变化，一直在学习其他国家好的做法。因此学新加坡既是学中国的传统，也是学西方好的经验，可以说是同时在学很多国家。
问：如何看待台湾的发展前景和今后的两岸关系走向？
台湾的成功是社会成功，这点是优势。台湾好的地方是，在蒋经国时代已经成为高收入社会，然后再开放民主。如果是在低收入社会开放民主，台湾不会像今天那么稳定。对台湾近年的民主化，尽管政客叫得很凶，但我认为，目前政治的发展在台湾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是负面的。如果台湾的政治不改变，对台湾的发展是很大的冲击。我当然是相信自由民主的，但我也相信人穷志短。台湾要生存下去必须要富有，如果穷了的话，社会就有可能解体。
关于中国大陆和台湾，我的感觉就是意识形态问题，就是蔡英文说不出来一个中国和九二共识。现实地讲，台湾要独立没有空间。因为台湾从经济社会各方面对大陆是脱离不开的，不要说台湾，整个东南亚都是。台湾只能在往统一的方向中去找一个最好的环境。大陆的经济如果继续增长下去，待人均GDP达到今天台湾的水平，那个经济体量就大得不得了。所以我一直提倡中国大陆向台湾单边开放，因为大陆的经济体量很大，很容易吸引台湾的人过来。我曾跟人说过新加坡和台湾在对待中国的态度上的不同。新加坡是把中国的国际空间当作自己的空间，跟着中国走。而台湾却要寻找没有中国的国际空间，可现在世界上怎么还找得到没有中国的国际空间呢？地球上甚至月球上都没有了。所以说台湾还是被意识形态害了，其实如果让步也无损于它现在实际上的独立地位。因为中国不是西方国家，西方是要划一的，中国主张和谐，和而不同，一国之内多种体制是可以并存的。